按语：本文为光伏新观察系列之二。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我国光伏产业发展历经产业化探索、高速发展，5.31新政、“双碳”和全面上网等阶段，多次遭遇美国“双反”专业股票配资价格，虽然目前部分组件价格有短期企稳迹象，但产能化解还有艰难的过程。尤其理清2024年以来的破产潮，无疑是实现更稳、更远、更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务。
在全球光伏产业链中，中国企业长期处于主导地位，按制造环节口径占全球产能超过80%，出口份额稳居世界第一，是全球能源转型的核心推动者。但自2024年以来的全球“光伏出清”浪潮中，中国反而成为最早受冲击、波及最广的地区之一。
这并非偶发，而是外需放缓与政策摩擦叠加、产能扩张与价格失真叠加、技术切换与资金脆弱叠加的系统性结果。危机的本质，是高增长周期遗留的“结构性账单”正在集中结算。
产业结构失衡，高速扩张掩盖了资源错配与低效重复
过去三年，在“双碳”预期与资本推动下，中国光伏制造业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扩张周期。大量资本涌入、地方政府争相招商、企业竞相圈地，使得产业整体呈现出“规模爆发、结构滞后”的失衡态势。
扩张速度掩盖了底层资源配置效率低下、区域重复建设严重、链条协同机制缺失等问题，最终在本轮破产潮中集中暴露。
（一）产能严重过剩，供需错配压垮企业盈亏平衡点
据Infolink数据，截至2024年末，中国厂商的硅料、硅片、电池、组件四大主产业链产能分别达300万吨（折合1360GW）、1154GW、1056GW、1107GW。而全球全年新增装机不足480GW（其中中国市场仅217GW），至少有一半以上组件产能长期处于闲置或低负荷状态，形成巨大的沉没成本。设备折旧、人员工资、能耗支出等固定开支持续侵蚀企业利润空间。
与此同时，“产能释放—价格下行—持续亏损”的恶性循环愈发明显。2024年，TOPCon组件价格最低跌至0.6221元/W，而行业综合成本普遍在0.75元/W以上；2025年7月国内TOPCon组件出厂价中枢约 0.645元/W，市场主流区间 0.62–0.70元/W，多月低于不少企业的完全成本线。硅片、电池片等中游价格同步贴近乃至低于边际成本，导致大量企业陷入“订单越多、亏得越多”的困境。
价格战表面上维持了开工，实质上透支了现金流与信用。据SOLARZOOM统计，2024年光伏行业毛利率普遍跌破10%，甚至不乏出现连续多个季度毛利为负的上市企业。这种供需错配，不仅压垮了中小企业，还让头部企业如隆基绿能、通威股份等面临前所未有的盈利压力，引发了行业性的“洗牌风暴”。
（二）产业布局趋同，区域间无序竞争加剧低效重复
全国范围内多地上马“百GW级”光伏制造项目，呈现出东部沿海拼速度、中西部内陆拼规模的激进竞争态势。仅TOPCon电池一项，截至2024年底全国在建及已投产产能已超过800GW，而市场消纳能力不足400GW，新投产项目面临“开工即亏损”的现实。
地方政府在招商中纷纷承诺“土地零租金、电价优惠、融资便利”等政策支持，但多数项目在基础设施、能源供给、劳动力技能等方面配套不足，最终陷入“建而难产、产而无效”的尴尬境地，部分项目更成为地方金融风险隐患。这种无序竞争，不仅浪费了宝贵资源，还放大了行业过剩的“蝴蝶效应”，让整个生态链陷入低效循环。
当下行周期来临，行政化“拉动”的惯性反而成为“出清”的阻力，使本可加速的淘汰与整合过程显著拉长。这也是价格迟迟难以触底回升的制度性原因之一。
（三）中游产能独大，产业链价值分布极度失衡
中国光伏产业长期聚焦于中游制造环节，硅片、电池、组件扩张迅猛，但高纯硅源、银浆等高端材料设备、逆变器、功率优化器等关键元件及下游系统集成、运维服务等环节发展滞后，形成“中间臃肿、两头偏弱”的沙漏型结构。
2024年，中游产品出货量虽创新高，但单位产品附加值持续下降，出口额同比下滑超过15%。大量企业集中在标准化、同质化产品制造上，缺乏技术护城河和系统集成能力，使得行业整体陷入低水平重复竞争和价值创造能力枯竭的风险区间。
技术路线拥挤，标准不明、投资转化效率低
中国光伏行业在P型向N型技术过渡过程中展现出全球领先的创新能力，TOPCon、HJT、BC等多种技术路线并行推进，原本有望成为推动效率跃升、成本下降的核心驱动力。
然而现实中，路线分散、标准缺失、设备不成熟等问题交织，终端往往仅对初始采购价敏感，效率、温度系数、寿命收益等指标的第三方量化与溢价传导不足，新技术的价值难以顺畅变现，技术投入与现金回流链条被拉长。
技术转型成为行业风险的放大器，拖累了中小企业的生存能力，成为本轮破产潮中的一个核心诱因。这一“技术拥挤”的乱局，就像一场没有裁判的赛跑，最终让许多选手在起跑线上就摔倒。
（一）技术多元无序，企业选型博弈加剧
近三年，TOPCon因其与PERC产线具备兼容性，成为多数企业平滑升级的首选；HJT则因结构对称性、温度系数低等优势吸引大量资本关注；BC电池凭借高效率潜力和更强美学表现成为头部企业重点布局对象。然而，三种技术路线长期并存，行业始终未形成统一技术标准或明确市场主导技术。企业在选型过程中缺乏明确判断依据，多数决策受制于设备厂商宣传或同行示范效应，盲目跟风上马未经充分验证的技术路线。
据InfoLink统计，截至2024年底，全国已建成TOPCon产能中约30%产线利用率低于50%；HJT更有超过半数产线处于停滞或调试状态。部分企业在技术落地过程中效率未达标、产品良率不稳定、订单响应不及时，导致资金链迅速恶化，最终陷入资产减值与债务违约。这种博弈，不仅消耗了宝贵资源，还让行业错失了从“量变”到“质变”的关键窗口。
大量新线在效率、良率与稳定性上未达设计指标，产线爬坡周期被明显低估，“技术红利”尚未抵消“财务折旧”，现金流压力先一步爆发。头部企业凭系统能力逐步磨平曲线，中小企业则更易在调试期失血。
（二）设备工艺尚未成熟，量产效率难以兑现
对于晶硅组件来说，传统 PERC 组件因光致衰减（LID）和效率天花板（23%），2025 年市场份额将降至 20% 以下。欧洲已全面停建 PERC 产线，国内企业加速改造为 TOPCon 产能。
目前，TOPCon 量产效率突破 25.5%，非硅成本低至 0.16 元 / W，组件价格中枢 0.65-0.75 元 / W，成为集中式电站首选。晶科能源、通威股份等头部企业 TOPCon 产能占比超 70%。但TOPCon存在掺杂窗口窄、钝化层一致性差、非接触刻蚀等关键环节设备尚未稳定，实验室效率虽可达26%，但量产普遍在21.5%-22%之间。
HJT（异质结）组件凭借 26%+ 效率、双面率 95% 和低衰减特性，在分布式场景溢价显著。但HJT受限于银浆、电极材料及设备进口依赖，制造成本高、产线调试周期长，无法与市场主流价格体系匹配。
BC尚处于前期技术验证阶段，测试流程和配套BOS（系统成本）尚不成熟，绝大多数企业仍停留在中试或小规模样板线上。
在头部企业内部，上述问题尚可通过团队协同、资金支持与技术优化逐步解决。但对二三线企业而言，冗长的调试周期和低效率转化导致持续亏损，成为压垮现金流的直接导火索。2024年数起破产案例均显示，“新建产线良率未达标”或“设备长期调试无法投产”是项目失败的首因之一。这些技术瓶颈，不仅考验企业的耐心，更暴露了行业从“实验室英雄”到“市场王者”的艰难跨越。
（三）协同机制缺位，技术推动与政策市场脱节
除了技术风险本身，更大的问题在于技术演进缺乏系统性的支撑机制。技术演进快于市场采纳，市场采纳又快于政策校准。新产能准入门槛、产能节奏引导仍显不足，重复上马与“路线摇摆”并存；认证、能效、寿命等关键指标的国际互认仍缺位，抑制了优质技术的全球化议价。
政策层面，缺乏针对新技术产能建设的准入门槛与节奏引导，TOPCon与HJT重复建设现象严重。
标准层面，行业尚未建立统一的效率、温度系数、生命周期等关键指标的第三方认证体系，终端客户难以辨别技术差异，压制企业通过技术获取溢价。
市场层面，“整县推进”“分布式入户”等下游市场政策更多聚焦初始投资成本，客户对新技术接受度有限，难以有效拉动高效率产品的市场份额。
结果是，大量企业陷入“路线不明、市场未开、成本未降”的三角困局，技术投入无法形成稳定现金回流，成为资产减值与投资回撤的集中爆发点。本应是产业跃升的技术窗口期，反而演变为企业破产的导火索。
资金链脆弱，高杠杆扩张留下巨大偿债缺口
在“高增长、高预期、高杠杆”的氛围推动下，光伏产业一度成为资本市场追捧的热门赛道。过去三年，中国企业通过债务、股权等多元方式密集融资，催生了庞大的扩产潮。
然而，随着行业进入深度调整周期，产能利用率骤降、价格跌幅超预期，“扩产—融资—再扩产”的资本循环链条断裂，企业随之陷入普遍性的偿债困境与现金流危机，成为此轮破产潮的核心诱因之一。
（一）债务扩张驱动产能堆积，反转后迅速触发流动性风险
2022—2023年期间，中国前30大光伏制造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由50%升至65%，其中电池、组件等资本密集型环节尤为突出。单个项目投资规模常在50–100亿元之间，且资金结构高度依赖债务融资。
银行贷款在大多数项目融资结构中占比超40%，一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成为项目担保方。信托、保理、ABS等非标融资工具快速渗透，使企业财务结构复杂化。
这类杠杆驱动型扩张模式在行业景气期或许可维持，但市场进入下行周期，一旦价格掉入成本线下、开工率回落，息税折旧摊销迅速侵蚀利润，滚动融资链条极易“非线性”断裂。这类断裂常由抽贷、回款延迟、交叉违约等一个节点触发，瞬间放大为系统性停产与清算。典型如某“TOPCon明星企业”，仅出货完成率不足30%，便因固定支出过高在2025年初被迫破产清算。
（二）利润“账面化”、现金“断流化”，形成结构性资金黑洞
光伏企业的资金链不仅面临高负债压力，更遭遇回款周期拉长、现金流断裂的“隐性失血”。特别是在终端需求承压、组件价格持续下探背景下，应收账款与库存同步攀升，形成严重的资产结构错位。
据SOLARZOOM数据，2024年行业整体应收账款同比增长超过70%，企业平均回款周期超过120天。中小企业为抢占市场，不得不采取“低预付款+信用销售”模式，埋下大额坏账与账期错配风险。出口型企业则遭遇反倾销调查、原产地追溯等政策不确定性冲击，货物滞留、外汇结算延迟等情况频发。
资金压力下，企业逐步陷入“有应收无现金、有产能无订单”的困境，被迫通过转售设备、削减开支、欠薪延期等非常规手段维系流动性，导致信用风险和运营风险同步上升。企业被迫“低价出货换现金”，进一步加速价格下行。这种“断流化”现象，不仅放大了个体风险，还传染至整个供应链。
（三）融资环境急转直下，资本市场预期全面破裂
资金链断裂的另一关键，是融资环境的系统性逆转。2024年下半年以来，监管收紧与市场悲观预期叠加，资本“冷眼旁观”，企业融资难度剧增。IPO接连中止，仅光伏板块即有10家电池、组件企业终止上市计划。再融资审核趋严，发债项目频繁遭遇评级下调或终止。银行授信门槛抬升，部分高杠杆企业被列入“抽贷观察名单”。产业基金、融资租赁公司纷纷撤资观望，提前终止协议或下调估值。
更严峻的是，二级市场持续调整，2023年高点至今光伏ETF指数累计跌幅超过50%，大量企业的“股债联动”通道失效，融资能力雪上加霜。资本市场“去光伏化”趋势显现，头部企业尚可依赖存量资金勉强维持，中小企业则迅速滑向资金失衡的深渊。这一逆转，犹如“资本寒冬”，让许多企业从“宠儿”沦为“弃儿”。
（四）资金链断裂非线性爆发，一旦失控即为破产引爆点
资金链崩溃往往非线性发生。企业在一定阈值内尚可依赖借新还旧、项目延期、账期博弈等手段缓冲，但一旦任何一个关键节点失稳，就可能迅速传导为系统性破产。
银行抽贷导致授信链断裂，无法续贷或支付现有利息。回款延迟影响上下游结算，陷入“欠债—停工—失信”恶性循环。员工欠薪导致关键人员流失，技术支持与运行能力下降。财务指标恶化引发债务违约触发“交叉违约”条款，信用风险扩大化。
这种链式反应在2024年四季度至2025年上半年尤为显著。某位于华东的传统组件龙头，虽然账面仍有在手订单，但因银行授信收紧、账面资金低于应还债务，最终在两个月内陷入全面停产、资产冻结，成为本轮破产潮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。这种“非线性爆发”，往往让企业措手不及，瞬间从“挣扎”转为“崩盘”。
出口市场受阻，国际政策博弈带来结构性风险
中国光伏产业长期高度依赖出口驱动，供应全球70%以上的硅料、硅片、电池片和组件，欧美市场曾是产业链增长的“压舱石”。
但自2023年以来，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度调整，以美国、欧盟为代表的主要经济体加速构筑绿色产业壁垒，从贸易、合规到地缘全维度施压中国光伏企业，不仅导致出口订单大幅波动，也令“出海战略”成本激增、风险飙升，成为本轮破产潮中的关键推手之一。
（一）政策高压重塑全球供应链格局，中国企业腹背受敌
美欧对中国光伏产品的政策施压可谓“组合拳式”展开，力度空前，影响深远。
美国方面：2023年起全面执行《通胀削减法案（IRA）》，要求组件“本土制造”方可享受补贴；对越南、马来西亚等转口国发起“反规避调查”，2024年8月宽限期后将征收高达254%关税；另以《防止强迫劳动法》为由，2024年累计扣押中国企业组件超过12GW。
欧盟方面：相继推出《净零工业法案》《关键原材料法案》，推动供应链本地化，同时启动碳边境调节机制（CBAM），2026年起将对光伏产品征收碳关税；法国、西班牙等国也酝酿反倾销调查。
这类政策并非简单贸易保护措施，而是能源战略、产业战略与地缘博弈的深度交汇，其目标不仅是压制中国份额，更意在重塑全球供应链分布与产业主导权。这些壁垒，让中国出口从“顺风顺水”转为“逆流而上”。
（二）“出海建厂”受阻，规避模式失效加剧布局困局
面对高关税与原产地限制，中国企业纷纷在东南亚、土耳其、中东等地布局产能以规避壁垒，但欧美监管加严正使这一“出海护城河”不断崩塌。越南、马来西亚、泰国等传统“绕道”国家成为美国“反规避”重点，部分在当地设厂企业被迫停工。印度实施“自力更生计划”，对中国设备与投资设限，要求采购本地设备与工人。美方提出“全链溯源”合规要求，需追溯至硅矿来源，对仍依赖中国硅料的企业几近封杀。
海外团队建设难、管理不稳定，一些在南亚、中东的项目频现环保与劳工合规纠纷，进一步拖累交付与品牌声誉。出海战略由“避险”转为“高风险”，不仅资本回报难期，反而在政策高压下承受更多不确定性与冗余投入。“出海”本是求生之路，如今却成荆棘满布的迷宫。
（三）宏观风险外溢，盈利空间与资金安全承压
国际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还体现在汇率波动、地缘冲突和金融安全风险上，企业出口业务面临系统性挑战。美联储高利率延续导致人民币持续承压，企业汇兑损失显著。红海危机、俄乌冲突等地缘事件扰乱全球物流链，2024年海运价格阶段性回升，光伏企业被迫采用空运或转港操作，显著拉升交付成本。拉美、中东、非洲等新兴市场虽然需求增长快，但政局不稳、汇兑限制严苛，企业在多个国家遭遇付款延期、合同纠纷、法律执行难等问题，出口变现风险持续加剧。
这使得“向外突围”并不等于“安全盈利”，相反可能陷入回款慢、成本高、合规重、控制弱的典型跨国经营陷阱。宏观风险的外溢，让出口从“增长引擎”转为“不确定炸弹”。
（四）国际规则缺席，产业强而势弱被动应对
尽管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光伏制造与出口国，却在产业国际规则制定中缺乏主导地位，难以有效抵御政策外部性。UL、IEC等认证体系长期由欧美主导，中国标准难以实现互认，导致产品合规成本上升、出口效率下降。
欧盟与北美主要光伏行业协会垄断产业议题设定权，中国企业多缺席关键治理平台，在劳工标准、碳排放评估、材料可追溯等方面被动适应。WTO争端解决机制周期长、效力弱，过去多起反倾销案件以“企业主动退出市场”告终，难以真正争取行业权益。
缺乏话语权的不对称局面，限制了中国企业在光伏全球竞争中的抗风险能力，也加剧了其在贸易摩擦中的脆弱性。
市场机制不健全，价格信号失真、退出通道不畅
表面看，中国光伏产业已实现充分市场化，竞争激烈、产销活跃，但从价格形成机制、退出机制到要素配置效率，深层制度性障碍仍未破除。在高速扩张期这些问题被“增长红利”所掩盖。
但当行业步入深度调整期，结构性扭曲便如“沙堆漏斗”般迅速聚合，削弱了企业理性决策、抑制了行业有序出清，也导致本轮危机演变成系统性冲击。
（一）价格信号严重扭曲，“低价出货”沦为集体赌博
供需错配单只导致光伏产品价格大幅低于盈亏平衡点整个行业进入“寒冬期”。
组件端价格跌破底线。2025年6月，主流P型组件报价跌至0.68元/W，N型TOPCon甚至低于0.60元/W，多数企业陷入“亏本出货—资金回笼—维持运营”恶性循环。
中游环节同步下滑。硅片价格跌破1元/片，电池片低于0.3元/W，行业龙头亦难以覆盖边际成本。
招标机制“唯低价”。电站招标高度聚焦最低报价，未对产品效率、交付能力或服务品质设立合理加权，导致“劣币驱逐良币”，形成劣质产能挤压优质企业的逆淘汰格局。
价格战之所以异常激烈，根源在于产能膨胀与流动性紧张的交叉逼迫。企业为还债、为争订单而“贴钱保单”，而非基于长期盈利判断。这种非理性出货进一步压低市场价格，最终陷入“越卖越亏、越亏越卷”的死循环。“低价出货”的集体赌博，不仅摧毁了利润，还侵蚀了行业的长远健康。
（二）退出机制缺失，产能僵死拖累行业出清
理论上，市场应具备“优胜劣汰”的动态调节机制，但现实中，光伏行业的退出机制几近瘫痪。
法院破产程序推进缓慢，流程周期长、资产处置低效，2024年停产企业中正式完成破产清算的比例不足30%。
多地出于稳定税收、维持就业等考虑，干预企业自然退场，部分“僵尸企业”甚至依靠地方纾困资金持续运营。
银行等金融机构为避免不良暴雷，倾向展期续贷，掩盖资产风险，反而推迟问题暴露。
产业链上下游担保交叉、民间集资广泛，企业一旦破产可能引发“链式违约”，使退出成本远高于运营成本，企业与地方政府都陷于被动维稳状态。
这一结构导致行业既无法通过市场手段淘汰无效产能，又难以腾出空间吸收新技术与优质项目，造成“亏损企业拖垮市场，潜力企业无以为继”的双重失衡。退出机制的缺失，让“僵尸产能”成为行业的“慢性毒药”。
（三）资本供需错配，投融资机制缺乏逆周期调节能力
光伏产业曾是资本追逐的“风口”，但本质上缺乏稳健的估值模型与风险识别机制。高估值冲动下，2021–2023年间一级市场集中投放超5000亿元，催生大量概念性产能项目。市场风向变化后，资本大规模“踩踏式退出”，股价暴跌、债券违约频现，融资渠道迅速收缩。原本依赖IPO、定增、政府基金的项目陷入“融资断流”，许多企业回转资金链完全断裂。
金融体系未建立有效的逆周期支持机制，“繁荣时无视风险、衰退时雪上加霜”成行业投融资主旋律。这一机制性缺陷使得行业面临资金高峰期“非理性入场”，低谷期“无人托底”的结构性困局，进而加剧产业波动的幅度与频率。
（四）地方干预错配资源，助长“非理性扩张”
在产业政策主导与地方招商冲动叠加下，产能投资呈现明显行政化倾向。多地以产值、投资额为核心KPI，大力引入光伏项目，忽视资源禀赋、技术匹配与区域市场承载能力。
“以地招商”“以补贴招商”“以产业园区招商”普遍存在，部分地区一边光伏产能过剩，一边仍在批复新建硅料、电池、组件项目。地方政府追求“短平快”政绩项目，对企业技术创新、产品升级、产业链协同的支持不足。这种地方“拼政策”与企业“拼产能”的合谋，加剧了资源错配与结构失衡，使行业从“产业集聚”演变为“低质重复”。地方干预的错配，不仅助长了扩张泡沫，还延缓了行业的自我修复。
本轮破产潮不仅是市场周期的自然波动专业股票配资价格，更是对中国光伏产业发展模式的一次系统性校验。过去依赖资本驱动、高杠杆扩张和出口拉动的逻辑，在全球供需格局变化、政策环境收紧和技术演进提速的背景下，已难以为继。面对新周期，企业唯有主动转向以效率为核心、以技术为引擎、以品牌和组织韧性为支撑的高质量发展路径，才能真正穿越寒冬。危机既是终点，也是起点。谁能在阵痛中洞察本质、果断转身，谁就有可能在下一轮全球能源博弈中重塑竞争优势、引领未来格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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